尤立增

　　本学期，因为学校整体工作的安排，我担任了高一年级两个预科班的语文教学，并且不再担任备课组长，一下子感觉轻松了许多。
　　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，我默默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，有了大块的相对充裕的时间，一下子找到了自己渴望许久的一种感觉。备课、评改练笔、批改作业，使得生活成为一种“常态”。也曾有人对我的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产生疑问，问我每天干些什么。我认真地想了想，回答是“做自己想做的事”！
　　自己想做的事是什么？我也扪心自问。面对着已经教过几遍的十分熟悉的教材，似乎不用下很大的气力备课了。但我知道，吃透教材是教师基本能力的重中之重。如何将熟悉的老课文讲出新意，应该是我努力的方向。于是，心中豁然开朗，暗暗对自己说：把课上得“精致”起来！
　　“把课上得‘精致’起来！”难道以前的课就不精致吗？我想，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，将过去的遗憾弥补回来，也就是在追求课堂的“精致”。当然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很难，难在如何深入挖掘文本内涵，形成自己对文本的独特解读，突破原有教学模式的桎梏，不断增多课堂“亮点”。这不是“享受生活”的态度，而是和自己较劲，跟自己过不去，学会对自己“残酷”起来！在他人看来这是“有病”，可是，我想，在一种大家都认为正常而实际上是病态的教育背景下，“有病”的人恰恰是最健康的！

　　说吃饭，还得从挨饿说起。
　　我的徒弟和我亲爱的弟子们，你们肯定没有挨饿的经历。我有。饥饿是生命的一部分，尤其是童年时期的饥饿，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。
　　我出生于1966年，正值“文革”开始，那时，农村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难。到我四五岁的时候，关于吃饭的所有记忆是红高粱面的饼子和玉米面粥。那时，生产队种的红高粱是“杂交高粱”，高粱棵不是那种很高的，而是高产的矮棵的，因为各个生产队粮食产量“上纲要”（亩产400斤）“跨黄河”（亩产800斤）“越长江”（亩产1000斤），对渤海岸边的那些盐碱地来说，实现目标太难了，于是，各生产队就种高产的“杂交高粱”，当我敲下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我的胃部就是一阵痉挛——这就是所谓条件反射吧！吃了红高粱面的饼子，烧心、犯酸、便秘，那种痛苦难以想象。就是这种红高粱，也不能保证吃饱，常常挨饿。

尤立增

　　高考结束，学生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填报志愿。我想起了若干年前自己填报志愿的事情。
　　那时的自己，苍翠的象夏天的一棵树，懵懂无知，不解人事，每天就知道疯玩。报考志愿很单纯，想当个记者，于是第一批志愿填报了北京广播学院采编系，第二批志愿填报河大新闻系和中文系。但来的通知书却是河北师院，后来想了想：那时报师范院校的很少——挣钱太少，填提前批时，报的是青年政治学院和武警指挥学院，因为知道也录取不了，随便填着玩，但在提前批的参考志愿中，稀里糊涂地填了个“河北师院中文系”，结果，自己不幸被“参考”到了人民教师的行业。记得在一次采访中，记者问我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是不是终生追求的目标。我回答她是：从“误会”到“无悔”！
　　每当送走一批学生，都留给我无尽的感慨。他们走了，带着我的祝福，象一羽翅丰满的小鸟，飞向全国各地的大学。我默默地走向我熟悉的校园，走向那片青春的芳草地。我要为那些娇嫩的花草拾来纯真的良心和丰富的智慧，直到我的生命的寄托从春华孕育为秋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