吃饭

吃饭


  说吃饭,还得从挨饿说起。
  我的徒弟和我亲爱的弟子们,你们肯定没有挨饿的经历。我有。饥饿是生命的一部分,尤其是童年时期的饥饿,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。
  我出生于1966年,正值“文革”开始,那时,农村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难。到我四五岁的时候,关于吃饭的所有记忆是红高粱面的饼子和玉米面粥。那时,生产队种的红高粱是“杂交高粱”,高粱棵不是那种很高的,而是高产的矮棵的,因为各个生产队粮食产量“上纲要”(亩产400斤)“跨黄河”(亩产800斤)“越长江”(亩产1000斤),对渤海岸边的那些盐碱地来说,实现目标太难了,于是,各生产队就种高产的“杂交高粱”,当我敲下这几个字的时候,我的胃部就是一阵痉挛——这就是所谓条件反射吧!吃了红高粱面的饼子,烧心、犯酸、便秘,那种痛苦难以想象。就是这种红高粱,也不能保证吃饱,常常挨饿。
  于是,就自己寻找填饱肚子的方法。看到河沟里一片水洼,就堵上一块,把水淘干净,拾“干窝鱼”,回家熬着吃;在池塘里用大盆挖淤泥,一盆里就有四五条泥鳅,然后捡些柴禾,把用泥包住的泥鳅在火上烤,烤熟了,把泥敲开,拿出一条条的泥鳅蘸着盐末吃。用这种方法,我们还烤过刺猬、田鼠(大眼贼)、青蛙腿、肉牛(未蜕壳的蝉)。大家可能感觉不可理解,但是,人饿到一定程度,总会想象周围什么东西能够吃,只要能吃,只要能够抵御饥饿,吃什么就是次要的了。
  毫不夸张,我有一手绝技——用弹弓打鸟。那时,小村周围的鸟特别多,麻雀、花里棒槌、三道眉、鹌鹑、傻狼……它们在村口的小树林里飞来飞去。我就用自己做的弹弓,自己抟的泥球打鸟,一会儿的工夫,就能用铁丝串上一串,回家收拾好了,在火上烤着吃。有人说残害生灵,有人说破坏环境,那时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,就觉得填饱肚子不挨饿最重要。
  有一件事记忆最为深刻。那时,我已上了三年级,老师回头在黑板上写字时,我就从口袋里抓出一把榆钱放进嘴里。后来被老师发现,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里,问:“为什么上课吃东西?”我说:“饿!”老师把我各个衣兜里的榆钱一把一把地掏了出来,在办公桌上堆了一堆,看着这堆榆钱,老师的眼圈红了。然后,她出了办公室,从对面的供销社代销点买回了两包点心——那点心是玉米面作的,掺的不是糖,而是糖精,每块点心上还有几个芝麻粒。老师给我倒了一缸子水,说:“吃吧,吃饱了!”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包多。还剩了几块,我用纸包包好,对老师说:“老师,我想拿走这几块。”老师说:“行,留着自己吃。”我说:“不是,我想带回去让我两个弟弟尝尝!”这时,那位美丽的女老师已经泪流满面了。
  后来,我曾将这个故事写成一篇散文,发在天津的《散文》上,一是纪念那段日子,怀念那份感情;二是想让那位女老师看一看——那位老师是天津知青,后来回城了。
那时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。家乡流传这样两句儿歌:“小孩小孩你别哭,过了腊八就宰猪;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过年。”过年时,生产队要杀两口猪,那成了大人和孩子的节日——因为可以吃上肉了,可以蒸肉包子了。我还记得,我一次曾经吃过八个大个的肉包子——比我们一般吃得馒头个儿要大得多。
  上高中,每天的伙食就是“小火轮”(玉米面做成的“火轮”状的饼子),中午有熟菜,一般是熬白菜,大家考大学的动力是——不再吃“小火轮”,吃白馒头!
上了大学,日子稍微好一些,因为有生活费。可以买红烧鱼(五角钱一条),可以买炖肉(八角钱一份)。
  我过去从来不知道吃饭还是一种文化——“饮食文化”,并且能找到佐证——孔子曾云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。这意思是说,食物原料要选择优质的,肉要切得细细的,做饭菜应该讲究选料、刀工和烹调方法,饮食是不嫌精细的,民以食为天。中国人讲究吃,这是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现象。中国人爱把饮食烹饪当作一种艺术,当成是一种享受。于是美食的改革与创新,可谓千变万化。电视台有烹饪大赛,有告诉人做菜的节目。人类的天性是满足较低层次的需要之后,就追求较高层次需要的满足,更进一步追求发展需要的满足。按照马斯洛的观点,人类在满足吃、住等生理需要之后,就会一步步追求安全需要、社交需要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。在各种需要层次论中,物质的需要是低层次的需要,精神的需要是高层次的需要。由低到高,追求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满足,是人类天性使然,也是社会大势所趋。
  可是,我在思考另一个问题——我们的国家真的解决了温饱了吗?
  假设已经解决,那是否还有该让我们更应思考的问题呢?从历史的经验看,有两种发展可能,一种是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,一种是“饱暖思淫欲”。从现实来看,第二种已经是普遍现象了!否则,国家主席、党的书记就不会谆谆告诫他的百姓什么是荣,什么是耻了!
  我不太愿意出去吃饭,因为总是吃不饱,也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  劣老师炒的土豆丝、圆白菜、豆腐皮却是我的最爱。
  看来,我就是穷命——好的饭食享受不了。是否与童年生活有关?